二戰對台灣影響:從殖民地到主權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只在歐洲戰場留下深遠的影響,在世界的另一端,東亞的政治秩序也因此重新碰撞出了今日的局面。談到二戰的東亞戰場,日本必然是第一個映入腦海的國家;然而,還有另一個政權在二戰後不久便踏上流亡之路,並在戰後東亞政治局勢扮演很特殊的角色:這裡指的就是中華民國,目前棲息於台灣的政權。 從帝國到民國 在歐洲陷入連續兩次的世界大戰之前,中國早已是戰爭連年,古老的帝國跟不上現代的腳步,一次次被現代化的武器、機器踐踏且節節敗退。西方各國覬覦疏通貿易與資源,利用帝國的衰頹來擴大自己在中國的勢力,洋商也因而漸漸從商人變成了殖民者。1839年,由於英國想更加深入中國市場而引爆了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隨著清帝國的戰敗,割地賠款隨之而來,香港從此成為英國殖民地,上海等五個大港無條件向英國開放。眼見英國得利,德法西葡等西方列強隨之而來瓜分年邁衰朽的滿清帝國。1895年,風水終於輪轉到了日本來分一杯羹,第一次中日甲午戰爭讓日本從此殖民台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眼見清帝國喪權辱國,革命烽火隨之四起。1911年,國民黨自稱推翻滿清政府,成立中華民國,但地方勢力之間的內戰仍然綿延不止。日本趁著中國政治體制、社會秩序崩潰,自立為亞洲強權,拓展他的殖民計畫,在1931年,侵略中國東北,且於1937年佔領大片中國土地,讓戰爭罪行橫行中國。相較於納粹在歐洲的大屠殺深深烙印在歐洲的共同記憶中,中國人民在對日戰爭中受的苦難不少於歐洲,卻總是被世界遺忘。 二戰時,被認可為中國政府的中華民國加入同盟國,共同抵禦日本侵略,而同盟國的勝利,也讓中華民國政府名正言順成為台灣戰後歸屬政權。而台灣,也在1949年成為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民國政府被共產黨擊潰之後的流亡地。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之後,兩個「中國」政權從此並存,且不斷嘗試瓦解對方的統治正當性。 台灣的雙重殖民 從台灣進入日本殖民開始,日本人隨之在台灣展開一系列現代化建設,用以更加深入掌握台灣自然資源,且將台灣建設為南進東南亞的基地。現代化建設讓台灣享有電力、電報、鐵路、教育和金融等的基礎建設,儘管如此,這些物質條件的改善並沒有讓台灣人能夠避免殖民之苦,只能眼睜睜看著資源被侵奪、自我文化遭貶低。相同地,當民國政府來到台灣,又是另一個殖民統治的開始,民國政府依賴日本的殖民系統,繼續汲取台灣資源以養兵,先是用來支持中國戰場,後是用來抵禦且從中國共產黨手中搶回中國。 另一方面,由於美國對於民國政府的援助,中國共產黨沒能夠橫越台灣海峽、擊敗國民黨。蔣中正在內戰期間贏得與美國的結盟,並持續結盟關係直至冷戰。從1951到1965,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提供了一千四百八十萬美金的援助,因此對台灣產業、經濟和政治都影響深遠。島嶼的未來,又再度擺盪在外在強權的勢力範圍間,夾在中國與美國之間。 流亡政府 冷戰期間,美國藉著共產集團出現蘇維埃與中國間競爭,親近中國,由於覬覦中國龐大的自然資源和潛在市場,美國更希望藉此機會讓中共與美國關係步上正常軌道,而台灣成為美國的對外政治轉向的最大受害者。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而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國就此躍入國際強權之列,而台灣則淪落到少數國家承認其政府的邊陲地位。儘管絕大多數的國家與台灣維繫一定的外交關係,但還是承認共產中國所堅持的「一中原則」,其中更以歐盟和俄國為代表案例。美國則堅持,台灣與中國的統一只能在和平不動武的條件下進行。 實存的台灣獨立政府 台灣政府目前仍然等同於中華民國政府,而非台灣民國政府。然而,儘管政府不被國際承認,台灣仍然走出了自己的民主化道路,於1987年在制度上終結了1949年國民黨在台灣確立的黨國體系。 台灣雖然保留著中華民國作為其政權的名字,但不管中國怎麼施壓,台灣都不會放棄強調相對中國大陸的獨立地位。不僅僅是政府獨立運作,一連串的民主抗爭運動,讓台灣主權早已萌芽確立,不可能再願意付屬於共產中國政權之下,抗拒香港被中國納入版圖且逐漸失去自由的歷史在台灣人民身上重演。 無法否認,在台灣島上,人民繼承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各地區的中國文化,台灣國語與中國普通話不謀而合,某方面上來講,這彰顯了中華文化在台灣的主導地位。然而,台灣在殖民與移民史之間創造出了一個新的多元豐富的社會,除了中國移民幾百年來帶來的文化與習俗,更包含了原住民各族、日本人、新住民等的生活態度。今天的中華民國公民不再以「正統中國人」自居,主張自己代言正統的傳統中國文化,反之,我們以台灣人自稱,承載著獨特、獨立且融合島嶼多樣性格的台灣文化。

歷史

放逐哲學與失根島嶼

「若不曾離開故鄉,為何感到失根?」我對這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翻開文獻,在幾部台灣著名的小說、詩集和其他作品中,如失根植物或孤兒般的比喻重複出現,到處都可以感受到被放逐的心緒。失根的心境看起來與實際地理上的遷移與驅逐沒有必然關聯,因為這些失根的表達反而在這塊土地上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身上更臻強烈,而在1949年離鄉背井來台、真正經歷流離失所的人身是反而稍顯和緩。長久以來,我一直無法理解這現象,直到讀了法國哲學家韋伊(Simone Weil)描寫二戰法國的著作《扎根》才豁然開朗。 西蒙娜·韋伊是一名猶太裔法國哲學家。身為猶太人,韋伊被迫在二戰期間離開法國以保護她的家人,他們在紐約度過了幾個月,隨後於1942年抵達倫敦參與「自由法國」反抗運動,韋伊於此時開始撰寫《扎根》一書。隔年,她因拒絕吃比維琪政權下平民還多的食物導致營養不良,最終健康惡化而去世。二戰後,在卡謬的幫助之下,這本韋伊的最後著作才得以公諸於世。 韋伊固然有猶太背景,但對我而言,她出身亞爾薩斯這件事或許更為重要。割讓亞爾薩斯給德國雖然沒有猶太大屠殺來得如此血腥,但若要提到撕裂人民與其「根基」,卻一點也沒少。對韋伊來說,根是人性之本,沒有根,就沒有認同、文化或是文明,她在《扎根》中提到:「人唯有透過實際、積極參與集體所保有共同的過去、當下與未來藍圖,才能擁有他自己存在的根基。」 按韋伊所言,人類與植物不同,我們的根基不被與生俱來的條件決定,也因此「扎根」這個理念不在於回到地理意義上的「應許之地」,與其尋找一個確切的地點或確切的生活型態作為某個族群永恆不可改變的根基,韋伊言下的「扎根」在於找回自己所屬的共同體意識,從而投射出一個集體過去、共享當下與社群的未來。 人作為群居動物,本能性地組成社會生活,而自然建構自己的根基。然而,「扎根」卻非理所當然,因為人在任何時刻都可能被外來或內生的力量連根拔起。當韋伊撰寫「扎根」時,法國早已失根多時,而法國的失根的現象早在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統治就已經開始。韋伊將失根描述為:以異己的力量強迫人民遠離自我根基為目的所導致的民病。 讓人失根的方式之眾,武力佔領只是最顯而易見的一種,除了外在的敵人以侵略的方式拔去人民的根基,我們也不能忽略內在的敵人,將人從集體生活中連根拔起,變成大型機器中以機械方式運作著的小零件。法國就是這樣雙重地失根:工人失根,因為他們先被驅逐出家庭產業又被重新編排進「工作之軀」的行列中;人民失根,因為他們不再將自己的文化視為目的本身,而變成一種達成目的的手段;國家失根,因為它被外來的意識形態箝制且奴役。 反觀台灣,難道不是韋伊言下再完美不過「失根」的受害者?回溯島嶼歷史,映入眼簾的皆是外族佔領統治、強權間相互轉讓,甚至連國家認同,都是強加在島民身上的結果。島上的原住民接二連三地被各民族征服,漢族、荷蘭人、滿清政府、日本人,最後由國民政府避走台灣時取得最後統治權。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使得國民黨政府離開中國來到台灣,而這塊土地因此再度失根;一個失去根基的政權將一個想像的國族強加到台灣人民身上,用這種方式拔去了台灣人本來的根,換言之,這些失根的台灣人被失根的政府連根拔起!就像韋伊所言:「失根者除去他人之根」…… 外來政權和律令並非唯一讓台灣失根的因素,「祖國」的念想才真正反映了台灣人的失根狀態,因為「祖國」的念想完全不是島嶼社會變遷下的自然產物:看看我們怎麼將台灣描述為代表「正統中國」的中華民國。台灣人將一個想像的國家視為自己的祖國,將沒有發生在自己疆界內的事件視為自己的歷史,且對沒發生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對自己毫無衝擊的屠殺感同身受。 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也許失根深植在這塊土地的本質中。然而,這不代表台灣人沒有機會擁有人們共享的根基。歷史也許常常被視為過去、不可更動的事件群,但我們其實時時刻刻都在重寫過去、重寫歷史,因為歷史其實是集體的想像,創造新的集體想像讓我們能將自己從過去的命定中解放出來,讓我們重新在未來擁有新的可能。 當代的台灣人也許難以擁有一個共同、連續的過去,但是我們能夠透過在共同生命經歷中確立共同價值來重新扎根,這樣得來的共同根基也許不是淵遠流長,但卻真真切切地承載整個台灣社會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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