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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壽司遇上蕃薯

足球可以說是當今全球最風行的運動，然而台灣人似乎不趕搭這番潮流。如果把一顆足球丟到台灣小孩面前，他會用手去撿，而不是用腳去踢；若換作是網球，那他會做出模仿棒球投手的姿勢，好似球投出後又直又快，將想像中的打者三振出局。今天的台灣人熱衷於棒球運動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棒球最早發源於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時傳入日本並漸漸普及，由於台灣此時為日本殖民地，因此棒球便很自然地傳到了台灣島，致使久而久之，變成了台灣的國球。棒球運動並不是殖民時代所留下的唯一產物。在台語裡頭，從日語引進的外來詞彙族繁不及備載，比方說直接從日文漢字取讀音的 pēnn-īnn（病院、醫院）、khang-pang（看板、招牌），比方說台語自己有字但日字仍被廣泛使用的 khi-moo-tsih（心情），甚至還有本身在日文裡就已經是西方外來語，被二次轉嫁到台語裡頭的詞：ke-cha-ppu（ketchup、番茄醬）、kho-ta（quota、限額）、ho-the-lu（hotel、飯店）等等。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了五十年，當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殖民政府將同化運動推向了高峰，在恩威並施之下，日本人嘗試強加台灣人對太陽旗的認同。許多台灣人被迫改日本名、改信神道教，台語則被明令禁止。但在軸心國戰敗後，日本撤出台灣，殖民同化運動也畫下了失敗的句點。儘管如此，台灣社會卻吸收了一部分日本風俗，並與其本身的元素相融合，化作為台式文化，這也就是為何許多台灣人家中都有和室與塌塌米的格局，而當我們在傳統婚禮喜宴上看到生魚片冷盤，或是看到台灣人在冬天舉家出遊泡湯時，也早已習以為常。儘管曾被日本殖民統治，但台灣人卻不像中國人那番如此敵視日本。一方面，日本對台灣建設所帶來的現代化是有目共睹，儘管本意為壓榨天然資源，但台灣仍在日本撤出後享受了進步的果實；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則為日本與之後接管政權間所產生的比較心理。殖民政府在統治期間帶給台灣社會的紀律、禮貌以及衛生觀念已無形之中成為了社會的核心價值，而當人民用這把新尺去度量其他外來執政者時，所得的反差讓台灣人肯定日本人的良好形象，從而淡卻了對高壓統治的忿恨。無論如何，今日台灣年輕人並不因歷史而羞於擁抱日本當代文化。台灣社會因海島性格而多元開放，與日本文化融合只是眾多文化交流的例子之一。當然，文化會隨著時間繼續演變，有時吸收新的元素，有時淡忘舊的章節，而島上的人民則嘗試在這鍋共同記憶中，建築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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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哲學與失根島嶼

「若不曾離開故鄉，為何感到失根？」我對這個問題百思不得其解。翻開文獻，在幾部台灣著名的小說、詩集和其他作品中，如失根植物或孤兒般的比喻重複出現，到處都可以感受到被放逐的心緒。失根的心境看起來與實際地理上的遷移與驅逐沒有必然關聯，因為這些失根的表達反而在這塊土地上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身上更臻強烈，而在1949年離鄉背井來台、真正經歷流離失所的人身是反而稍顯和緩。長久以來，我一直無法理解這現象，直到讀了法國哲學家韋伊（Simone Weil）描寫二戰法國的著作《扎根》才豁然開朗。西蒙娜·韋伊是一名猶太裔法國哲學家。身為猶太人，韋伊被迫在二戰期間離開法國以保護她的家人，他們在紐約度過了幾個月，隨後於1942年抵達倫敦參與「自由法國」反抗運動，韋伊於此時開始撰寫《扎根》一書。隔年，她因拒絕吃比維琪政權下平民還多的食物導致營養不良，最終健康惡化而去世。二戰後，在卡謬的幫助之下，這本韋伊的最後著作才得以公諸於世。韋伊固然有猶太背景，但對我而言，她出身亞爾薩斯這件事或許更為重要。割讓亞爾薩斯給德國雖然沒有猶太大屠殺來得如此血腥，但若要提到撕裂人民與其「根基」，卻一點也沒少。對韋伊來說，根是人性之本，沒有根，就沒有認同、文化或是文明，她在《扎根》中提到：「人唯有透過實際、積極參與集體所保有共同的過去、當下與未來藍圖，才能擁有他自己存在的根基。」按韋伊所言，人類與植物不同，我們的根基不被與生俱來的條件決定，也因此「扎根」這個理念不在於回到地理意義上的「應許之地」，與其尋找一個確切的地點或確切的生活型態作為某個族群永恆不可改變的根基，韋伊言下的「扎根」在於找回自己所屬的共同體意識，從而投射出一個集體過去、共享當下與社群的未來。人作為群居動物，本能性地組成社會生活，而自然建構自己的根基。然而，「扎根」卻非理所當然，因為人在任何時刻都可能被外來或內生的力量連根拔起。當韋伊撰寫「扎根」時，法國早已失根多時，而法國的失根的現象早在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統治就已經開始。韋伊將失根描述為：以異己的力量強迫人民遠離自我根基為目的所導致的民病。讓人失根的方式之眾，武力佔領只是最顯而易見的一種，除了外在的敵人以侵略的方式拔去人民的根基，我們也不能忽略內在的敵人，將人從集體生活中連根拔起，變成大型機器中以機械方式運作著的小零件。法國就是這樣雙重地失根：工人失根，因為他們先被驅逐出家庭產業又被重新編排進「工作之軀」的行列中；人民失根，因為他們不再將自己的文化視為目的本身，而變成一種達成目的的手段；國家失根，因為它被外來的意識形態箝制且奴役。反觀台灣，難道不是韋伊言下再完美不過「失根」的受害者？回溯島嶼歷史，映入眼簾的皆是外族佔領統治、強權間相互轉讓，甚至連國家認同，都是強加在島民身上的結果。島上的原住民接二連三地被各民族征服，漢族、荷蘭人、滿清政府、日本人，最後由國民政府避走台灣時取得最後統治權。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使得國民黨政府離開中國來到台灣，而這塊土地因此再度失根；一個失去根基的政權將一個想像的國族強加到台灣人民身上，用這種方式拔去了台灣人本來的根，換言之，這些失根的台灣人被失根的政府連根拔起！就像韋伊所言：「失根者除去他人之根」…… 外來政權和律令並非唯一讓台灣失根的因素，「祖國」的念想才真正反映了台灣人的失根狀態，因為「祖國」的念想完全不是島嶼社會變遷下的自然產物：看看我們怎麼將台灣描述為代表「正統中國」的中華民國。台灣人將一個想像的國家視為自己的祖國，將沒有發生在自己疆界內的事件視為自己的歷史，且對沒發生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對自己毫無衝擊的屠殺感同身受。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也許失根深植在這塊土地的本質中。然而，這不代表台灣人沒有機會擁有人們共享的根基。歷史也許常常被視為過去、不可更動的事件群，但我們其實時時刻刻都在重寫過去、重寫歷史，因為歷史其實是集體的想像，創造新的集體想像讓我們能將自己從過去的命定中解放出來，讓我們重新在未來擁有新的可能。當代的台灣人也許難以擁有一個共同、連續的過去，但是我們能夠透過在共同生命經歷中確立共同價值來重新扎根，這樣得來的共同根基也許不是淵遠流長，但卻真真切切地承載整個台灣社會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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